如何建设高质量、高流动性、强额外性和智能化的减排量认证和交易体系？11月3日，联合国气候大会第三天，伦敦大学学院(UCL)联合华润环保研究院和国内外合作单位共同举办了高质量减排信用标准国际研讨会，倡议建立有前瞻性的碳信用标准体系。

碳减排信用体系包括核证减排量(CER)和自愿减排量(VER)两个主要市场。与会嘉宾围绕议题展开了务实和深入的交流。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博士在会议开场发言中表示，中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很不容易的。注意研究中国情况的专家会了解，中国产业结构较重，从能源结构来讲，煤炭占了很大比重。在过去很多年中，中国已经做出很大努力。从2005年到2020年，煤炭在能源结构的占比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下降。以中国能源体量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绩。我们在过去10年淘汰的燃煤电厂总装机比英国一年的全国电力装机还要大。

李高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将在未来几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需要系统性推进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非常希望更好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所以今年7月启动了全国碳交易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把碳市场作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重要的政策工具。从7月启动以来到现在，整个市场运行比较平稳，碳价也处在一个合理空间。未来还要进一步加强碳市场管理。

李高同时还指出，围绕CER和VER两个市场的标准机制开展一些前瞻性研究能够满足企业和个人减排需要，提出高质量标准，高效率发行流程的倡议都很有意义，能够推动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减排行动来共同为气候目标做出贡献。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建筑学院教授、亚行气候金融加速器项目专家组组长、华润环保研究院顾问梁希博士提出改革CER和VER的倡议。他认为，未来需要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提升透明度、可追溯性和避免双重计算，同时探索细分环境和社会协同效益较强、高质量的CER和VER品种。

爱丁堡大学碳核算副教授Matthew Brander(布兰德)博士长期投身研究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漂绿”行为。他在主旨发言中表示，需要重点关注额外性问题。布兰德博士首先阐述了额外性的定义：额外性的意思是项目如果没有被纳入CER或VER这些抵消机制，这些碳减排活动是不会发生的。他认为，高质量的抵消应该是清除型的(Carbon Removal)，这样才能助力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然而，现在所有的抵消机制基本属于短暂储存与释放的方法。

在讨论环节，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建筑学院院长D’Maris Coffman(柯夫曼)教授建议探索使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高质量的碳信用体系。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和引入合同信用体系等激励机制来从根本上保障减排项目的质量。同时有必要设立专门支持和关注这项工作的基金会，推动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公正和可靠。

来自关注碳市场的非盈利机构Carbon Market Watch的Gilles Dufrasne(杜法司勒)表示，在京都议定书下，已经很系统化地看到了碳信用标准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额外性方面。要在不同背景之下考量如何改善这套体系，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去核算额外性，怎样让额外性超越商业限制去达到其应有的气候减缓目标。考虑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现有的技术，对技术层面有更多关注，同时鼓励在监管方面做得更多，设立更高的标准。第二点考虑就是减排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协同效应，加强碳减排项目的信息披露。如果想达到净零排放目标，必须要及时清晰沟通，把资金切实使用到有真正需要的地方项目，让当地获益，而且要确保这个过程是非常透明的。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高级研究员Jackson Ewing(易文)博士表示，区块链技术在这个领域或许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要以事实为基础，认识到现实挑战的维度。现在在双重核算方面有许多影响因素需要进行分析和研究，而科技本身是直接要与需求方对接的。

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Jan-Willem Van De Ven(范德文)展示了多边金融机构如何致力于提升碳信用质量。巴黎协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气候应对行动，每个国家都做好NDC报告，我们会去监测各国NDC实施情况。EBRD现在的一项目标是促进净零排放目标，因此需要花大量投入将碳排放真正移除。

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博士在发言中提出，对于国际碳自愿减排市场政策因素有很多问题需要共识。碳信用可以在国际统一的市场流通，包括互认，这样才能保证相关碳信用无论是在跨国碳交易机制中，还是在各个国家地区的碳市场之中都能得到认可和使用，需要建立有关统一的标准。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春玲，围绕如何建设农业高质量碳信用提出建议。席春玲认为建立中国农业碳减排项目的方法学和标准体系是这个工作的关键，需要推动四项工作：第一，摸清家底，分清层次。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拿出更具体的数据来指导下一步的工作；第二，设计减碳排路径，筛选出减缓气候变化的创新技术和方法，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路径。根据这些建议，分析出减排路径的可行性；第三步，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特别需要完善温室气体核算办法，制定各类项目碳排放计算方法，探索监测技术和数字化手段，能够提供更高效率和更精准的准确度；第四，建立高质量的标准，把减排工作标准化。

非盈利机构气候战略(ClimateStrategies)的荣誉主席，伦敦大学学院能源与气候变化教授，《星球经济学》作者Michael Grubb(格拉布)建议考虑如何能在京都议定书体系基础下更好地完善这个机制，同时认为流动性和机构参与很重要，机构投资越多，就能更好地推动它在国际层面的实施。